为现代汉语“绘制画像”的人（人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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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卷本《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的出版，标志着一部收录15.7万余词条、总计超过1200万字的大型辞书问世。该辞书系统地展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辞书编纂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问世是三代辞书工作者20多年不懈努力的成果。

历时二十余载的坚持

编纂一部词典通常是一项耗时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艰巨任务，需要编纂者具备深厚的学识、坚定的毅力和执着的情怀。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曾提出编写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该项目曾三次启动后又搁浅。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手此项工作，并投入了二十余年的心血。

江蓝生回忆，当初接手项目是因为副主编韩敬体提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曾有此嘱托。“我虽然知道编纂辞书的艰辛，但作为后辈，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江蓝生表示。韩敬体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深知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和这项工作的意义。

为何编纂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共同愿望？这与中国辞书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前，已有《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编纂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辞书，但它们均属于中小型，未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并积极推广。拥有百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在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大幅扩展了词汇量。而当时中国仅有中小型辞书，甚至在收到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只能回赠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因此，编纂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时代的呼唤。

江蓝生认为，这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的需要。“编纂《大现汉》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充满挑战，如同艰难的攀登。江蓝生提到，在第四次启动该项目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语言所”）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同事大多已退休或承担其他研究任务，人手不足一直是严峻的难题。

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截至2005年底，组建了一个近30人的编写组，其中许多成员是新人，需要“边干边学”。从项目立项到最终出版，历经二十载寒暑，尽管项目几经调整，人员也曾有进出，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成为编写团队的共识。

他们广泛查阅语料库，深入研究近百年的各类文献，搜集历史词汇，并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工作。同时，他们积极“开门办词典”，广泛征集读者意见，并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学者的建议。经过多年的努力，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步入花甲，有人从学生成长为研究骨干，这部词典也逐渐成型。

在《大现汉》的首发发布会上，江蓝生表示：“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感慨道：“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和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部力作。”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评价说，《大现汉》的出版不仅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撰写经世致用的学术著作

《大现汉》在今年4月的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专家学者“内容丰富”“严谨规范”的高度评价。同时，在面向大众读者时，该词典也因其“生动”“有趣”“新鲜”“好读”而受到好评。

江蓝生表示：“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读’的词典。”

《大现汉》中收录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例如，读者可以看到百年前的文字用法，如“知识”常写作“智识”，“揭幕”被称为“除幕”。词典还收入了“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生动的日常口语，以及因误用而流传开来的词语，如“回怼”的“怼”，并在释义中解释了其本义。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大现汉》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书，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大现汉》的编纂理念。秉持吕叔湘先生“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编写组打破了传统辞书编纂的模式，提出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大胆理念。这意味着，词典在关注词语当前意义和用法的同时，也追溯其演变过程；在提供准确严谨释义的同时，也补充了语用规则和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力求满足更广泛读者的需求。

为了编纂一部既新颖又有深度的词典，编写组需要从海量语料中挖掘大量词汇。他们广泛调研已出版的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资源，遴选了大量尚未收录的有价值的词语。

特别是在搜集旧词语方面，编写组仔细研读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作品中搜集了第一手资料。《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笑着说：“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态度，使得编写组在浩瀚的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宝贵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指出，《大现汉》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现代汉语的真实面貌，并且在共时描写中融入了历时视角，让读者得以从中拾取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他认为，这部词典不仅提供了词语的形音义查询，更有助于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学术传承

江蓝生在谈及接任《大现汉》主编时表示：“当初接下担子，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但能坚持做完，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多年后，她依然记得初次接受任务时的感受。

她审改了大部分条目，因长期伏案工作，颈椎和腰椎严重受损，先后接受了三次大手术。即便在住院期间，她仍心系词典的编纂工作，通过工作群与团队保持沟通。

江蓝生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它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还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语言研究者能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头，都是必交的学费，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和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注的。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据《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原主任王楠介绍，通过参与《大现汉》的编纂，许多年轻的编写人员积累了宝贵经验，成长为业务骨干。目前，他们已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工作的主力。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是其中一位年轻的学者。她认为，能够坚持完成《大现汉》的编纂，既有榜样的感召，也有责任与热爱的支撑，更离不开团队的相互扶持。她提到，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乐于传帮带，对年轻人的问题解答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给予指导。”

目前，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人拥有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团队中既有研究冷门绝学和现代语言学分支的学者，也有探索前沿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和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先后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表示：“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这些年院里、所里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地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专注于词典编纂工作。”

除了各方面的支持，学术积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已有30多年。她回忆，刚入职时，为了搜集资料，每年要从报纸、杂志等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所里至今仍保存着近百万张当年抄写的卡片。“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卡片，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新义，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王楠动情地说：“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现在想来，编辞书虽辛苦，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件很幸运的事。《大现汉》也会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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